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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老师好不好?有人拥有教师编制后,他们后悔了
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 日期:2022-04-28 浏览
“挤破头”拥有教师编制,他们后悔了

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

近年来,我国教师职业吸引力明显增强,报考师范专业,考取教师资格证和参加教师编制考试的人数大涨也频频成为新闻。但同时,也有人已经在教师岗位了,却想要或已经离开。想象与现实的差距,既来自一些人被潮流裹挟的认识误区,也来自教师工作内容的时代变化。

一位采访对象总结的一个悖论是,“人们越认为老师很轻松,就越倾向给老师布置更多社会任务。殊不知,很多老师已经被这些附加任务压垮了。”她有时会感到自己有苦难言,“我们抱怨或者倾诉工作困难时,社会舆论甚至家人还往往认为,是我们太娇气、吃不了苦。”

想象与现实

从上大学时,考上教师编制,就是赵恩的梦想。赵恩出生于1998年,生活在南方一个省会城市,她本科读的是师范,专业是小学语文教育。对她来说,这个选择非常自然,毫无悬念,赵恩的爸爸和姑姑都是初中老师,他们工作中呈现出的状态清闲轻松。因此,赵恩从小就在心里埋下了一颗未来当老师的种子。

上大学后,赵恩本打算先考研,但后来发现,周围的同学有人从大一就开始准备考编了,也有亲戚劝她,教师编制越来越少,读完研再考编,难度更大,赵恩于是放弃考研,本科毕业就直接开始考编了。对她的这个决定,父母是支持的,甚至承诺,只要考编成功,赵恩考到哪里,就在哪里为她买房。

2021年4月底,也就是大四下学期,赵恩第一次正式参加所在省份的教师编制考试。根据赵恩的观察,同年级100多人,除了三四个工作已有着落的,剩下的全都参加了这场考试。其中音乐美术等学科,录取个比例大约是几千人中录取个位数。

赵恩考的是语文老师,录取比例高一些,但她依然落榜了。因此,2021年9月,赵恩先应聘了当地一所小学,当语文代课老师,并根据学校惯例,成为了班主任。在这所学校,赵恩的年薪大概只有九万,但在编老师有奖金,年薪可以达到二十万。这坚定了赵恩继续考编的决心,但另一方面,她发现自己可能并不喜欢教师这份工作。

赵恩读的虽然是师范,大学期间也参加过实习,但实际上,她当时只需要在课堂旁听,批批作业就可以了,并不需要直接接触孩子和家长,对教师工作的理解不多。正式工作后,赵恩发现,光是每天在2-3节课上保持“亢奋”状态,已经是巨大的消耗了。另一些繁琐的工作也让她感到疲倦,比如作为班主任安排班级活动、班会课,对接当地社区、医院或者消防局、交通局等政府机构,做疫情排查,做核酸检测志愿者。她记得,自己有一次是凌晨两点被校领导叫起来,去做志愿者的。

赵恩印象很深的另一件事是,有一次学校门口一位家长骑电动车没戴头盔,被监控摄像头拍下来,刊登在了当地媒体上。学校开会时公布了照片,并批评了该名家长的孩子所在班级的班主任,理由是,班主任没有做好家长安全防范工作。此后,赵恩每天都会在家长的微信群中强调,请大家遵守交通秩序,在公共场合举止文明。

这些繁重的社会任务,让赵恩感觉身心疲惫,这跟她选择做教师的初衷背道而驰。赵恩把自己归结为“典型的当代年轻人”之一,她说自己从小生活在富裕稳定的家庭,不用考虑存款、买车买房,因此生性散淡,安于现状,不爱动脑子,也不爱社交。她坦诚地说,自己当老师,只是因为想找一份舒适区内的清闲工作,工资能养活自己就行。但如今,因为读师范和考编的人数激增,竞争甚至比其他行业更大。

赵恩说,自己能感觉到,一直留在教师这个行业,持续考编,生活会变成一根越捆越紧的绳子困住她。但今年4月中旬的教师编制考试,赵恩还是报名了,因为她不知道,不做老师的话,自己能干什么。

“三成教学任务,七成社会任务”

相比赵恩,张小徽对当老师和放弃编制的选择,认知都更清晰,但也更坚决。和赵恩一样,同为90后的张小徽也是在父母的建议下报考师范的。

张小徽曾对教书怀有过极大的热情。大学四年,赶上了中国的教培行业发展最快时期的张小徽,一直在校外教育机构做兼职老师,后来大四,她还在学校实习了一段时间。在这些实习和兼职经历中,张小徽教过小学、初中和高中,她喜欢在课堂上拓展一些课外知识,包括自己在大学学到的本科知识。一些学生,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学生吸收得很好,还能跟她互动,让张小徽感觉很有成就感。

大四考编制时,张小徽考虑到可选择的学校地区,选择了一所小学,成了一名主课老师,并和赵恩一样,成了班主任。她那时心想,小学虽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,但起码教学难度低,工作应该相对轻松。

但真的工作以后,张小徽发现,“轻松”只是她自己的想象。采访时,她详细回忆了自己当老师时的日程:每天八点前就要提前到班里迎接学生,上午上两节课,还要批改作业,带学生做课间操,组织和监督学生做值日、记录出勤情况、整理和上报学生的健康情况;中午和下午,张小徽没有教学任务,但要管理学生吃午饭,监督午休,批改作业,回复家长信息,参加学校会议等。下午四点学校就放学了,但张小徽要连续带几个托管班,七点左右才能下班。她说,回到家里,自己还要备课,回复家长信息,经常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多才能真正休息。

就是在这样负荷的工作强度下,入职一个月左右,张小徽就萌生了辞职的想法。一开始,她怀疑自己是刚入职不适应,但后来,她虽然逐渐适应了工作强度,但严重的疲劳感并没有消除,连身体都开始变差。张小徽还观察到,许多同行患有乳腺结节、甲状腺结节等疾病。意识到这可能不是自己想要的未来的时候,张小徽在工作半年后,坚定地选择了离开。

离开之前和之后,张小徽在身边和在网上找了数十位同行交流,囊括了不同年龄、不同学段、不同学校、不同地区的老师。张小徽说,在她交流过的老师里,想要离职或已经离职的老师中,只有一位是高中老师,其余的都是小学老师,以主课老师和班主任为主。

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跟同行交流的结果,张小徽总结了小学班主任的压力来源,主要包括四个方面: 一是学校的课外活动丰富,大大增加了工作范围,以张小徽工作的地区为例,每所学校每学期都要举办不下5次大型文体活动,班主任要全程参与活动策划、表演、宣传、摄影,还要联系家长排练等,工作又多又繁琐。

二是老师的安全责任重大。和很多学校一样,张小徽原来工作的地区,要求老师的监管要覆盖学生在校的所有时段,课间需要巡楼,午餐午休需要看管,禁止学生在课间追跑打闹。

三是现在通讯工具发达,各种信息极大地侵占了小学老师的业余时间。张小徽说,当老师时,因为一些家长都没有尊重老师作息时间的概念,她每天下班后,几乎都会收到七八个家长的信息。另外,各种工作群消息也会全天候弹个不停。

四是和赵恩一样,张小徽也需要对接交通安全部门、消防部门、司法部门等,并按照要求,提醒家长骑电动车戴头盔,督促家长下载各类政务相关app,管理班上家长和孩子们的流调情况,组织学生打疫苗等。

张小徽估算了一下,她当小学主课老师和班主任时,只有三成工作是教书任务,其他七成,都是社会任务。在张小徽看来,这形成了一个悖论,“人们越认为老师很轻松,就越倾向给老师布置更多社会任务。殊不知,很多老师已经被这些附加任务压垮了。”她有时会感到自己有苦难言,“我们抱怨或者倾诉工作困难时,社会舆论甚至家人还往往认为,是我们太娇气、吃不了苦。”

家庭与人生

辞职前,张小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,结果遭到了强烈反对,他们建议张小徽再忍耐和磨合一段时间。亲戚们听说后,也前来劝阻张小徽。但张小徽说,自己性格比较果断,发现说服不了长辈后,就不再说服,直接辞职了。

和张小徽一样,赵恩不想继续考编,甚至想离职的想法也让她的父母诧异。在同样当老师的赵恩爸爸看来,她的一切困扰来自于,太幼稚,又不能吃苦,还追求太高,只要考编成功,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,甚至能帮助她顺利相亲。也因此,要不要继续考编,如今成了赵恩和父母矛盾的源头,常常为此爆发激烈争吵。

当了十年小学老师又辞职的王三川,跟父母倒没有激烈矛盾,但她的离职,同样跟父母有关。和赵恩、张小徽不一样,王三川当的是美术老师,她说,自己10年前入职时,教师编制还不像现在这么难考。她是在大四实习后,被学校领导挽留直接入职的。虽然10万左右的年薪在王三川工作的上海不算高,但她喜欢美术,也喜欢孩子,学校离家还只有10分钟步行路程,她当时觉得,自己算是找到了理想工作。

在学校里,王三川先后担任过学校大队辅导员和班主任,又在身体出现严重报警后辞掉了相关职务,做回了单纯的美术老师。此后,她身体的病痛有所缓解,但没有完全停止,尤其是嗓子,在长期教学后,好几年的时间里,每节课的后半截,王三川只能服用咽喉含片或者使用咽喉喷雾缓解喉咙肿痛。最严重的时候,每一次吞咽都会撕裂般疼痛,她因此连水都不敢喝。

王三川记得,自己去就医,刚说到自己是老师,对方就明白了她的病情,“可见有多少老师来看过一样的病了。”正是在身体的病痛中,拿过一些市级及国家级奖项的王三川,对孩子的热情和宠爱,一点点变成了对他们吵闹和不可控的厌烦。

但即便如此,王三川以前也没有想过辞职。直到2020至2021学年寒假,王三川去了海南旅游,学习了一个月的冲浪,并渐渐迷恋上了这项水上运动。2021年的暑假,她又去了一次。再回到上海时,一想到开学,她就开始失眠。辞职的想法由此萌生。

王三川和爸爸妈妈以及学校校长表达辞职的想法后,大家都很震惊。但她父母并非不能理解她要辞职,而是不能理解她要离开上海,“尤其是我妈妈,可能因为是家庭主妇,她的生活基本上都围绕着我和爸爸,所以对我比较依赖,更希望能跟我生活在一起。”

但王三川没有说出口的是,她想辞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正是,工作以来跟父母生活得太久,距离太近了,“这当然也很幸福,还节省了生活成本。但我已经三十多岁了,我渴求独立自由的生活,甚至早就想独居了。”

在海南,她认识了很多冲浪爱好者和长居在海边的人,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状态。正是这种自由,让她决定即使冒着随时会后悔的风险,仍然要辞职。王三川仔细考虑过,自己有两个优势,一是家庭条件不错,没有房贷车贷,不用担心父母的养老问题;二是,她不准备结婚生育。

如今,王三川已经在海边生活好几个月了,除了冲浪,她也会摆摊,经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。她知道,如果有一天她后悔了,是不大可能重回编制内的,但她仍然希望,自己几年后即使回到上海,也不会完全脱离社会和自己原本的状态。

(赵恩、王三川、张小徽均为化名)